“每巡省管内,官人及百姓妻女有美色者,辄舍其室而淫之。贪暴放纵日甚。”
当时有军功的武将,大多担任刺史,也大多不称职。
积习成弊,因沿成习,不可胜数。
这本来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,但旧的传统,总会有过时的一天。
在杨坚的新朝之中,这也是必须改革的弊端。
导火索是和干子被任命为杞州刺史。
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柳彧,他立即上了一道奏疏。
他写道:“其人年垂八十,钟鸣漏尽。前任赵州,瘖于职务,政由群小,贿赂公行,百姓吁嗟,歌谣渠道。乃云:老禾(和干子)不早杀,余种秽良田。”
这反应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,一是因为军功,八十岁了依然还能被授予刺史,二是授予刺史后,没有任何的考核和退出机制。
那些不合格的身怀军功的官员,就可能祸害一个又一个地方。
柳彧接着提出自己的意见,他举出了东汉光武帝刘秀的故事。
“共治百姓,需任其才。昔汉光武一代明哲,起自布衣,备知情伪,与二十八将,披荆棘,定天下,及功成之后,无所任职。”
“如谓优老尚年,自可厚赐金帛,若令刺举(刺史),所损殊大。”
柳彧此言,合情合理,杨坚下令撤销对和干子的任免。
但在现实中,政策需要弹性,也需要过渡,杨坚并没有一刀切,那可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,但却会引来事实上的麻烦。
杨坚在对待功勋武将的政策上,开始实行二元双轨制政策。
即利用武将打天下,而将治天下之职,却授予有专长的文官。
这种文武分治的政治理念,从此成为后世的滥觞。
但对于功勋武将,肯定还是要着意笼络。
必须让他们有相当的权势和权威,才可以让武官们心满意足,继续为王朝卖命。
因此,杨坚设立了勋官制度,“功臣正宜授勋官,不可预朝政。”
通过勋官制度,杨坚将中下层功臣武将阶层,有效地纳入体制之内,但又排挤出帝国的权力核心之外。
这是一种天才的制度,杨坚逐渐减低了这个群体左右政局的能力。
杨坚的中央集权制,日益强化,已接近达到大成之境。
但国家机器,制度再怎么完美,核心还是人才。
社会,需要人才,去管理、执行和推动。
清除掉旧的官僚群体,确立以高颎为的新的领导核心之后,帝国面临的问题,是通过什么途径去找寻合适的官员人选。
杨坚没有沿袭魏晋以降,通行于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。
这是一套以门第和出身为选材标准的用人机制,所谓上品无寒门,下品无士族。
出身决定一切。
这一套制度,不是以官员本身的才能和品行,而是以家庭出身,以家族在帝国和社会的位置,决定官员的清浊和重要性。
毫无疑问,这也能选拔到很多优秀的人才,但最大的问题却是,官吏的任免,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社会和家族影响力,逐渐成为世袭,甚至于皇帝也被这种传统的力量制约。
因为九品中正制真正的核心,就是和皇帝的分权和共治。
通过对政府权力和高级官吏的垄断,支撑整个王朝的几大传统家族,和皇帝分享权力。
日积月累,高级官吏背后的家族,他们的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力量,会更加胶固而根深蒂固,成为左右朝局的力量。
甚至完全可以和皇权较量,抗衡,共治共享共理天下。
他们有一个专门的名称,叫关陇集团,更宽泛的概念是世家大族。
这并不只是一个概念,他们已经形成一个牢固的实体,左右北周、杨隋和李唐的朝局几百年。
杨坚要重开天地,他想建立一个越秦汉的新的帝国,就需要建立一个绝对的中央集权或者说是皇帝集权的政体。
杨坚在努力,但在这一点上,他并没有取得成功,这种传统而顽固的力量,很难靠行政力量,自然消化。
几百年后,一场席卷南北大地的大起义大暴动,将他们成肉体上彻底消灭,才让他们真正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杨坚自己也出自这个群体,他只能改良,而无法改革,更不要说革命了。
他采取了渐近的方式,逐步取消行政官员和军事人员的世袭制。
于是,杨坚对于官员的选用,一样采取了二元双轨制。
九品中正制,虽然不是明面上的制度,但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因缘沿袭,同时,杨坚采用了推荐和考试制。
他开创性地继承了展了考试制,通过考试,固定的或指定的题目,来找到适合的人才。
这就是影响中国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的起源,也是文官集团的滥觞。
这也是一种幸福的烦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