胡适早年那几篇关于文字的考据文章,就是调和汉宋的产物。其所用的方法,他自己以为也颇受益于马建忠的《马氏文通》和西方实证史学。所以,胡适一生在学术上所为,基本上是清儒中汉学一派所做的考据,但胡适喜欢的却是宋儒中较近人情并能做哲学性诠释的朱熹,他不得不在二者间有所“调和”,然其贡献又远不止于“调和”汉宋。他不仅能在具体方面掌握借鉴价值已经“估定”的西方治学方法,同时对汉学、宋学和《马氏文通》都不止是中国传统治学所谓的“有所法而后能”,而几乎是一开始就“有所变而后大”了。这是胡适一生治学的长处,也是他的短处。孔恩在论述科学典范的转移时,曾说到专业训练不深的入门者有时往往容易起到“开来”的作用,正因其训练不深而约束较少也。[34]这就很适合胡适的情形。
胡适从小所受的“国学”训练,虽然比上海学堂的同辈人要多,但终不系统,在一些基本训练上不免有所不足。这也是他不能认同“太注重功力”的汉学的一个重要因素。正因为如此,他才敢于一开始就往求变的路子上走。讲文字音韵训诂的小学本非胡适所长,在其开始努力“调和”汉宋时,连清儒的主要小学著作都基本没有接触过;但他早年的几篇论文,恰都是在小学的范围之内。他自己也说,1914年以前治学颇靠“大胆臆测”。胡适因一开始就求变,没有经过“有所法而后能”的阶段,许多基本功夫有所欠缺。他到北大后虽然努力恶补,更一生以“小心求证”和朱熹所教做官的“勤谨和缓”四字诀补之,但遇到关节处,仍有打不通之时。这大约就是他后来不得不时常转换治学方向的一个原因了。
胡适既然搞考据,小学又是弱项,所以在这方面指责胡适的人最多,很可能蔡元培强调胡适与汉学的关系,有意无意中是虑及此点的。后来冯友兰的《中国哲学史》出来,陈寅恪、金岳霖等都借写审查报告之机,或明或暗地指出胡适的中西学都大有问题。特别是金岳霖所说的“西洋哲学与名学,又非胡先生之所长”一句,最多为人引用。如果说金或有门户之见,胡的朋友和安徽同乡刘文典就曾对唐德刚先生说,胡适什么都好,“就是不大懂文学”。[35]
这几位专家是有资格说这样的话的,其见解应该说都不无根据。但正如毛以亨所说:“胡先生所治,通学也。通学者总要受专家批评的,又岂止不懂小学一端[以及其他各端]?然其广度与有裨人生日用之处,殊非专家们所可望其项背。”[36]胡适的学问是不一定很深,若说每一门具体的学问,胡适的贡献也未必很大,在特定的专业领域里恐怕都有过他的同时代人。但其学术兼容的广大,确远非时辈所能比拟。有其宽度而兼有其深度的,恐怕就更难找到。而复有其胆量和际遇的,近代以来实无其人。根据孔恩上述的观点,胆大与学问的不深,恰有直接的关联。
胡适的胆大和敢于怀疑,正是他另一点与人大不同之处。他的疑古意识及要翻案、要革命的主动性都非常之强。早在19o8年,他写的诗中就有“从来桀纣多材武,未必武汤皆圣贤”这样的句子,已颇有疑古之意。但此时只是“恨无仲马为称冤”,到1916年9月修改此诗时,即将最后一句改为“哪得中国生仲马,一翻案三千年”,从怀疑到翻案之路已基本走通了。[37]胡适以后一生为学,都以翻案为主,如给王莽翻案、给神会和尚翻案等等,不一而足。因为翻案的结果就是重写或改写历史,这正是胡适一直想做也一直在做的。
他晚年自称,以“重估定一切价值”方式来“整理国故”,“就是把千百年来一向被人轻视的东西,在学术研究上恢复它们应有的地位”(此时已放弃传教士的自定位了)。这接近于哥白尼以日心说取代地心说这一思想革命在西方的意义。“在中国文化史上我们真也是企图搞出个具体而微的哥白尼革命来。”胡适又说,他不分经学和子学,把各家思想,一视同仁,把墨子与孔子并列,这在1919年的中国学术界“便是一项小小的革命”。他还指出,他主编北大的《国学季刊》,用横排及式标点,这又“是个小小的革命了”。[38]处处在革命,可知其主动要想“革命”的意识的确很强。胡适的怀疑、翻案、“截断众流”及以平等眼光对待经学和子学等之所以为“革命”,就在于他和以前学者的一个根本区别:他不但在做,而且是有意识地主动为之。
所以余英时师指出,胡适的基本贡献是“一种综合性的创造”。他能在国故研究上建立典范、开辟风气,正因为“他的旧学和知配合运用得恰到好处”。若只及一面,则不但旧学方面过胡适的人不少,就是西学,当时一些留学生也实在他之上。但这些人所知虽深,却很少能以浅显出之,其实际的影响,只在很窄的范围内。胡适对西学的态度可以说是“弱水三千,我只取一瓢饮”。他服膺杜威的实验主义就主要是在方法论的层面。余先生说,正因为胡适没有深入西学,“他才没有灭顶在西学的大海之中”。这是见道之解。
胡适在写《四十自述》时,即已认为他比许多人高明处正在跳出了西学“名词”的框框。今日海内外学者对西学也有只取一瓢饮且所知颇深者,但仍跳不出西方“名词”的框框,离了这些名词便无以言学问。更多的人是迷失在五花八门的西方理论之中而不能自拔。实际上,对西学要能入能出、有取有舍,必须中学有相当的根基。若无此根基,则“取一瓢饮”也好,一头栽进去想在“游泳中学会游泳”也好,多半都只会达到一个“邯郸学步,反失其故”的结局。